香港設計與科技科的黃昏，與新型工業化的虛火
文／本刊編委
他選擇了一把T尺來形容這個科目。
「懂得用的人，會覺得很重要，在工程裏面是一個 基礎。」他頓了頓，「但不會用的人，會覺得是古老沒用的東西。」
這位在設計與科技科（Design & Technology，簡 稱D&T）耕耘逾三十年的教師，坐在一間中學的工場裏。 外面是初中生在走廊嬉戲的尋常畫面。他的工場曾經傳 出過車床轟鳴與木刨飛屑的聲音。如今，那些機器大多 沉默，像一群被遺忘的巨獸。
一、黃金時代，每週多達十三堂
八十年代初，香港的官立工業中學裏，工藝不是副 科，而是先進的歷練。
金工、木工、工程繪圖——三科並立，涇渭分明。金 工、木工一週五堂，兩堂理論，三堂實務；工程繪圖一週 三堂。算起來，一個初中生每週有十三堂課浸淫在工藝科 技的範疇裏，比重比今日的數學或科學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前學生從中一到中三，學會了如何開料、畫線、 運用機器、焊接，甚至能將自己的構思設計並製作出來， 有足夠的空間去嘗試錯誤。」受訪者回憶時，語速放慢， 像在描述一個已經消失的傳奇國度。
T- 尺
那個年代，會考合格就是就業的通行證。工程繪圖合 格的學生，地盤和消防系統公司會直接上門招攬。中三畢 業後，工業學院（Technical Institute，簡稱TI）的證書 與文憑課程——電工、汽車維修、金工處理、生產工程—— 像一條隱形的輸送帶，把年輕人穩穩送進工業體系。
「那時，我們有三年時間打底。」他說，「分得很 清楚，例如第一角及第三角投影法，教完再複習。現在 可能兩三堂就要教完，學生根本掌握不到。」
二、當基礎被連根拔起
轉折來得悄無聲息，卻步步致命。
九十年代的去工業化浪潮中，工廠北移，工業中學 紛紛刪去校名裏的「工業」二字，職業先修學校刪去「職 業先修」，課程轉向一般教育方向。金工、木工、工程 繪圖被塞進一個叫「設計與科技」的盒子裏，範圍大了， 深度卻淺了。
「現在科目包羅萬有，樣樣都『掂（淺嘗）』一點， 教學上只能做示範，學生沒有親身實踐的機會。失去基 本功後，學生連駁電線都不會。」
更隱蔽的侵蝕來自資源層面。以前每間工場配備 Workshop Teacher（工場導師），協助教學與機器維護； 這個崗位消失後，專科教師的工作量倍增，能深入教授 的內容隨之縮水。教科書沒有了，課堂變得空泛，教師 只能寫「師本課程」——各自為政，從考試題目倒推教學 內容。
而大學的工場也關閉了。「培訓不出能處理工場教 學的老師，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三、STEM 的悖論
政府大力推動STEM 教育，但在D&T 教師眼中，這 是一場偏離核心的運動。
「看看現在很多所謂的STEM 活動，其實只是買個 套件回來組裝，這過程就像砌模型一樣，學生只是按照 說明書完成任務，缺乏了真正的設計思維。」
編程？也不過是修改現成程式裏的數字和順序。「D&T的本意是包含Technology的，但現在的教育似乎已經偏離了技術的核心。」
最刺痛的證據來自課堂實況。受訪者說，即使是Band 1 或Band 2學校裏最優秀的學生，在做專題習作（SP）時，「連一塊木板都鋸不直」。
編者也有同感，還記得十幾年前帶學生砌氦氣球的場景——學生們眼神發亮，看着氣球升上天；八年前，疫情前，再拿出同一個項目，「那些學生已經不砌了。一種是覺得沒事、與我無關的眼神；一種是看到氣球升上天、很開心的眼神——兩種眼神的不同說明時代已經變了。」
四、政策的裂痕
如果說課程的萎縮是一條緩慢的河流，那麼政策層面的結構性矛盾就是河床下的斷層。
考評局對D&T的要求並不低。「他們曾經親口說過：我們的科系叫做Diploma，當然要高一點。」但受訪者指出，學生在課程裏只不過獲得兩年半的訓練，「有甚麼可能答到概念性的題目？以前我們經過了四至五年的訓練，才去答那條題目。」現在是訓練人紙上談兵。
更大的落差在於資源配套。以前金工課程有Standard list，一開課就指明必須配備甚麼機械；現在的課程完全沒有這份清單。電腦繪圖模組要求學生掌握軟件操作，但軟件昂貴、顯示卡要求高，「校長就會覺得：為何你那一科花那麼多錢？」
「Art就是『呃錢（騙錢）』，Design就是『嘥（浪費）』錢嘛。」他苦笑。這自嘲看似是舊時的一種偏見， 但在編者眼中卻是古往今來不虛的辯證，學書紙費，學醫人費。
數字是最冰冷的證詞。2025年，香港中學文憑試DSE設計與應用科技D&T僅505人報考，是甲類選修科中人數最少的科目之一，且無法自己做到SBA校本評核，是唯一不接受自修生報考的甲類科目。相比之下，同年另一工科科目資訊及通訊科技ICT的報考人數超過六千——是D&T的十二倍。
八十年代初，香港的官立工業中學裏，工藝不是副科，是先進的歷練。
五、新型工業化的虛火
就經濟下行，年輕人失業率將攀升，有識者提出「再工業化」。政府近年也響應國家推動新質生產力的指示，高舉「新型工業化」的旗幟。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完善創科生態圈」，包括百億元的「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但當政策制定者在會議室裏描繪藍圖時，中學的工場正在一間一間關門。
受訪者提起DJI（大疆創新）的創辦人——一位在香港科技大學接受訓練的內地學生。「他是很早期逐步自己把東西砌出來，慢慢摸索。技術是偷不到的，總要有一個階段要探索發展出來，不可能找其他人取代。」
但香港的創科生態呢？「全部都是找大陸已經發展的東西，再美化一次，甚至只設立一個對外出口位，而不是在香港培訓到一些人去做科研創新的東西。」
受訪者舉了SML——一家從事RFID技術的香港公司，而編者就舉了港鐵合作專案的例子；彼此都心領神會地承認香港可以做「前期測試、中段監察」和後期做對外窗口作「技術輸出」。但，「這個算不算工業化呢？我就覺得不是」。
「不要說工廠——以前的工廠，已沒有什麼可能——一定不會有人願意進去。香港不適合做工業，因為沒有資源，所有東西都要運輸。」他對「再工業化」的評價直截了當：「沒得搞了。」
六、從幼稚園到大學，沒有R&D 的未來
如果說D&T的萎縮是一棵樹的枯萎，那麼更可怕的是整片森林的退化。
「無論從幼稚園到大學，香港都找不到工藝技術突破。這一代沒有了。」
大學的情況也令人沮喪，「老師會介紹，給你編製示範影片，但不會教你。這都很悲哀的。」這點，編者認同。年初，編者去參加技術會議，發現教某種機械技術的系主任級大學教授，未試過拆開和拼砌那台機械。「所以要有技師做導師，純粹靠別人，講解完，介紹完就算數。」
與此同時，台灣的Maker文化蓬勃發展。YouTuber胡子Huzi的團隊裏，黃小潔Jerry自己做渦輪飛行器，裝了一個人去飛；美國的車房文化裏，年輕人自己改裝、自己動手。「香港又沒有空間，又沒有地位，亦都沒有支援做這些事。自然不會有YouTuber拍這些，亦不會讓人去看到做這件事很開心。」
這不僅是技術斷層，更是一種「樸素的快樂」的消失。「以前同學一起砌電腦出來，現在不會了。現在你叫他砌機，他都去買的。」受訪者說，「個人成長真是缺失了一部分。」那是一種可以把自己所想實現出來的成功感。
工藝科林林總總的工具
七、一把 T尺的叩問
採訪尾聲，受訪者給了一個建議，簡單得近乎樸素：回歸基礎。
「你先教完工程繪圖，再用電腦繪圖去鞏固提升。你先教他做一些練習的東西，才引入Laser Cutter（鐳射切割器）。他沒有先前的基礎，他怎麼做呢？」
他舉了一個例子：給學生四條木條，叫他們做一個邊長一百毫米的正方形。「現在每個學生一定是鋸四條長一百毫米的木條出來。但你一砌，是砌不到一個正方形的，因為材料有厚度。一定要試過、做過這些東西，他明白了，就會記住。於是當他可能要做3D Printing（3D打印）或Laser Cut（鐳射切割），他就已經想到要加入材料厚度的考量。」
這就是Trial and Error——嘗試與錯誤，R&D（研發）最原始的形態。而香港的教育，正在系統性地剝奪這個空間。
「給資源，要給學生。你想他再做好，你要給大量的資源，給人看到你是重視，你才可以搞。」
回到那把T尺。它靜靜躺在某個工場的抽屜裏，原來透明的亞克力尺身佈滿如歲月皺紋的花痕。懂得用的人知道，它是工程繪圖的靈魂，是一切設計的起點；不知者只覺得它古老、阻埞、不合時宜。
香港要「再工業化」，要「創科」，要「新質生產力」。但當年輕人連一塊木板都鋸不直，連一個正方形都砌不攏，連駁電線都不會，連試錯的勇氣和空間都被剝奪殆盡——我們憑甚麼相信，這座城市能砌出一個未來？
那把T尺，不正是香港設計與科技科的隱喻麼？硬梆梆，沒有突破，但每個人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展開它——只要還有人願意拿起它，只要還有人記得，一切的設計，都始於一條筆直的線。
（受訪者為香港資深設計與科技科主任，曾就讀官立工業中學，工業學院；曾任職於香港電子儀器公司R&D部門；後再入讀工商師範、城市大學工程系。受訪者任教過金工、工業繪圖、薄片金屬、科技概論、圖像傳意、設計與應用科技科，應要求隱去姓名與任教學校。）
【編採手記】
採訪進行了一小時九分鐘。受訪者的語速不快，但每句話都帶着工場裏的沉實氣息——那是長年與機器和材料打交道的人特有的節奏。他談到八十年代會考合格即獲聘的往事時，眼神有光；談到Band 1學生鋸不直木板時，聲音低沉；談到「再工業化沒得搞」時，語氣裏沒有憤怒，只有一種看透了的平靜。
這種平靜，比憤怒更令人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