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30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與照顧學習差異的實踐: 以香港直資中學為例(上)
作者為香港華夏教育機構副會長 招祥麒博士
香港的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學校在獨特的制度空間下,為同時追求教育卓越與教育公平提供了寶貴的實驗場。本研究以直資中學為對像,系統探討如何運用其自主權,通過課程設計、教學策略與資源配置,協調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 與 「照顧學習差異」 這兩大目標。論文通過文獻分析與案例研究,選取十所不同背景的直資中學作為案例,發現直資中學普遍採用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與學習差異支援雙軌並行」與 「光譜式支援」 的模式,通過校本管理整合資源,實現差異化教學。案例表明,此模式能有效通過課程加速、充實、分層支援及多元評估等手段,兼顧資優生與學習困難學生的需求。然而,此模式亦面臨資源配置、教師壓力與社會公平等挑戰。
本研究認為,香港直資中學的實踐,其核心價值在於展示了「以學生為本」 的校本管理如何成為化解 「拔尖」 與 「補底」 矛盾的有效路徑,對全球華人社會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啟示,並提供實踐參考。
關鍵字: 拔尖人才、創新教育、學習差異、直資學校、香港教育、資優教育
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背景
在21 世紀全球知識經濟與人才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世界各國均將培養拔尖創新人才視為維持國家競爭力的戰略核心。與此同時,「教育公平」與「融合教育」的理念亦已成為現代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強調教育系統必須照顧每一位學生的獨特性和學習需要,實現「有教無類」。這兩大教育目標在理論與實踐層面常呈現出緊張關係:集中資源培育頂尖人才,可能擠壓對學習困難者的支持;而過度強調齊頭式的平等,又可能扼殺天才的發展空間。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會,其教育體系多元而複雜。其中,誕生於1990 年代的「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學校,兼具公營學校的公共問責與私立學校的辦學自主權。這種獨特的定位使其在資源調配、課程設置、收生標準等方面擁有遠高於傳統官立和津貼學校的靈活性,從而成為實踐上述兩大教育目標的天
然實驗場。因此,探討直資學校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其成功經驗與面臨的挑戰,不僅對香港教育發展深具意義,也為面臨類似困境的其他地區提供可資借鑒的範例。
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之核心目的,在於深入剖析香港直資中學在「拔尖」與「照顧差異」方面的具體實踐模式,並評估其成效與挑戰。具體而言,本研究旨在回答
以下問題:
—— 直資中學的制度優勢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並如何為其雙軌實踐創造條件?
—— 在操作層面,直資中學分別透過哪些課程與教學策略來培養拔尖創新人才?
—— 同時,它們又建立了怎樣的校本機制來識別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SEN)或學習滯後的學生?
—— 這兩套體系在實際運作中產生了哪些張力與挑戰?學校如何尋求平衡?
—— 香港直資中學的經驗對大中華地區及國際教育界有何政策與實踐上的啟示?

副會長招祥麒當天的講題

投入演講中的招祥麒副會長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香港直資學校開辦中學課程的有54所,考慮到直資中學群體內部存在顯著差異,本研究將選取不同背景的學校作為分析對象,以呈現實踐的光譜。由於直資學校的內部運作資料並非完全公開,且各校情況各異,故結論的普適性需謹慎看待。
1.4 研究方法與不足
本研究主要通過文獻與質性案例進行分析,雖能深入揭示實踐邏輯,但結論的普遍性仍受樣本數量與質性方法的限制。此外,研究更多從學校層面進行分析,對學生個體的長期追蹤資料有所欠缺。未來研究可通過大樣本問卷調查或對畢業生的長期追蹤,進一步檢驗各類實踐模式的長期成效。
第二章:文獻探討
2.1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理論與實踐
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根植於資優教育理論。約瑟夫・倫祖利(Joseph Renzulli)的三合充實模式強調,資優行為是中等以上的能力、創造力和任務承諾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學校應為學生提供豐富多樣的探索活動。1羅伯特・加涅(Robert Miles Gagné)的差異化資優與才能模型則清晰區分了先天潛能(資優)與後天發展出的卓越表現(才能),強調系統性的人才發展過程需要合適的環境、個人因素及學習過程的催化。2兩位專家的理論是當代資優教育領域的兩大支柱。他們所見各有側重而非相互排斥,通過互補而共同構成了一個從「理解何為資優」到「如何系統培養才能」的完整理論圖譜。

與此同時,中國內地學者在吸收國際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本土情境與國家戰略需求,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提出了獨特的理論視角與框架。其核心在於從靜態的 「篩選天才」 轉向動態的「創設生態」。林崇德(2012)構建的 「創造性人才觀」 是一個經典框架。他明確定義 「創造性人才 = 創造性思維 + 創造性人格」。其中,創造性思維(智力因素)包含思維的新穎性、靈感等五個特點;創造性人格(非智力因素)則包括健康的情感、堅強的意志等五個方面,在創造性活動中 「起着動力和導向的作用」。他進一步指出,培養此類人才的關鍵在於「從創造性思維入手,並重視創造性人格的培訓」,最終實現 「學思結合、知行統一」 的教育目標。3這一觀點超越了單純的認知能力,將堅韌、好奇心、社會責任感等非智力因素置於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實踐層面,內地的理論探討催生了 「大中小學一體化貫通培養」 的生態系統模型。該模型主張打破學段壁壘,由大學提前介入,與中學合作,實現早期發現與連續培養。2025 年復旦大學建校 120 周年,邀請全國 120 多所頂尖高中的校長齊聚復旦,在論壇上,多位知名中學校長圍繞拔尖創新人才的識別、培養與成長路徑,

講座上的投影
探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獨特視角與操作路徑,描繪出拔尖創新人才一體化培養的多維圖景4。
此外,受到霍華德・加德納(Howard Gardner)提出的 「多元智能理論」(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深遠影響,內地學界普遍突破了僅以學業成績論資優的狹隘觀念,轉而認同 「資優」 具有多元性。該理論為建立光譜式支援體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主張教育應為在語言、數理、空間、音樂、人際等不同智能領域有潛質的學生提供發展通道,真正踐行 「人人皆可成才」 的教育理念。
綜上所述,當代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理論圖景呈現出國際視野與本土實踐的融合。從倫祖利和加涅的經典模型,到內地學者強調的生態構建、貫通培養與創造性人格,其共同趨勢是愈發重視教育環境的系統設計、非智力因素的催化作用,以及將個人潛能發展與社會國家需求相結合的價值導向。
在香港地區的實踐中,香港教育局則提倡以學校為本位,根據「三層架構推行模式」 照顧資優生的社交、情緒和學習需要。5該模式本質上即是一種「光譜式支持」的具體實踐,從普及性的全班教學到專為特優學生提供的校外專業支援,形成連續而完整的支持光譜。
2.2 照顧學習差異的理論與實踐
照顧學習差異的理念核心是「融合教育」與「差異化教學」。卡羅爾・安・湯姆林森(Carol Ann Tomlinson)提出的差異化教學框架,指出學生在學習準備度、興趣、文化背景、學習風格 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教師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分配時間、資源和精力,以滿足每個學生的需求。其目標是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在原有基礎上獲得最大程度的成長。差異化課堂不是一種固定的模式,而是教師基於對學生的深入了解,持續調整教學以實現教育公平與卓越 的動態過程。它要求教師既是診斷者,也是藝術家,更是學生學習的夥伴。6

講座上的另一張投影
在中國內地,照顧學習差異的理念深深植根於「因材施教」這一古老的教育傳統,並在現代教育理論與實踐中被賦予系統性、科學化的新內涵。內地學界普遍將「學習差異」視為一個連續的光譜,強調以動態、發展的視角理解學生的多樣性與可能性。王策三(1985)在《教學論稿》中提出的經典論斷——學生既是教育的客體,又是教育的主體7,深刻揭示了學生在教育過程中的雙重地位:他們既是教師引導的對像,也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自我發展與學習主體7。該觀點為「以學生為本」的差異化教學與資優教育實踐奠定了重要的學理基礎,並對後續「主體教育」理論的深化以及全國性課堂教學改革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實踐層面,內地形成了「課堂教學—課後輔導—綜合評價」三位一體的支援體系。在課堂教學中,除了借鑒湯姆林森的差異化策略,「分層教學」是內地中小學最廣泛應用的模式之一。它要求教師針對不同層次學生的「最近發展區」,設計差異化的教學目標、內容、方法和作業,旨在實現「下要補底,上不封頂」。
在課後支援方面,內地學校尤其強調 「小組合作學習」與「師生結對幫扶」的作用,通過學生間的互幫互學和教師的個別化指導,為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額外支援。
在評估體系上,內地教育改革正積極推動「綜合素質評價」,旨在打破「唯分數論」,將學生的品德發展、身心健康、興趣特長、實踐能力等納入評價範圍,以更全面地反映學生的多樣化成長與進步,從而實現評價標準的多元化(核心素養發展框架)。
為同時照顧資優與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學校需建立多層級的支援系統。此系統如同香港教育局對資優學生培養提出的「三層架構推行模式」,包括:第一層,在普通課堂中實施差異化教學,面向全體學生,按學生的特質實施分組教學、增潤及延伸專門學習領域的課程內容;第二層,以抽離方式在普通的課堂以外進行增潤或特定的延伸課程;第三層,為有顯著需要的學生制定個別化教育計劃,提供密集支援。這一多層支援模式與內地推動的「普特融合」(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融合)及「隨班就讀」政策理念相通,均致力於在主流環境中為所有學生提供適切的教育安置與支援服務。
與此相配,評估方式也應趨向多元,超越傳統考試,採納如專題報告、實作評量及學習歷程檔案等多種形式,以更全面、公平地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
2.3 香港直資學校的制度背景與特色
直資計劃的核心理念,源於1988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其初衷是通過政府的資助,鼓勵一個強大的私立學校體制的發展。直資學校可按既定標準自行收生,並收取學費,同時獲得政府按學生人數計算的資助。這種模式賦予學校在人事聘任、課程設計、資源運用和學費設定等方面高度的自主權。8
此制度優勢使直資學校能夠:
1. 透過面試和多元評核,招收與其辦學理念相符的學生;
2. 利用額外學費收入,聘請更多專才教師、減輕師生比、購置先進教學設備;
3. 開發校本課程,擺脫統一課程綱要的束縛。然而,這種模式也引發了關於教育公平、社會階層固化與標籤化的持續爭論。
1 Renzulli, J. S. (1978). What makes giftedness? Reexamining a definition. Phi Delta Kappan, 60(3), 180-184, p 261.
2 Gagné, F. (2005). From gifts to talents: The DMGT as a developmental model. In R. J. Sternberg & J. E. Davidson (Eds.), Conceptions of giftedness (2nd ed., pp. 98-11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3-106.
3 林崇德(2012):《創新人才與教育創新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4 參奚曉麗(2005):《大中銜接的拔尖創新人才早期培養路徑探索》。《上海教育》2005,(18)。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識優˙惜優》頁13。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ge_resource_bank/files/Policy/GE_info_booklet/GE_info_booklet_1.pdf
6 Tomlinson, C. A. (2014). The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all learners (2nd ed.). Alexandria, VA: ASCD, pp.1-8.
7 王策三(1985):《教學論稿》(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頁380-390。.
8 參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1988):《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第四章G部「直接資助計劃」(取自:https://www.e-c.edu.hk/wp-content/uploads/1988/06/EC_Report_3_1988_C.pdf)及香港教育局:《直接資助計劃簡介》(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direct-subsidy-scheme/index.html)。














